“面向2035年的高等教育发展与财政政策”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近日，由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部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联合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与教育大数据研究中心承办的 “面向2035年的高等教育发展与财政政策学术研讨会”在商学院108报告厅召开。本次会议汇聚了来自教育部、各知名财经类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顶尖专家学者，旨在深入贯彻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精准对接“十五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共同探讨如何通过优化财政政策体系，全方位支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开幕式由商学院党委书记张春丽主持。

校长陈恒教授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对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发展及高等教育事业进步的各界同仁致以诚挚感谢。他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枢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任务尤为紧迫。2035年前后，我国高等教育将面临“人口达峰”后又迅速回落的结构性挑战。如何系统谋划、统筹应对短期、中期与长期的需求变化，成功将“人口红利”升级为可持续的“人才红利”，这既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核心议题，也直接决定着每一所高校的未来命运。

随后，陈恒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近年来在相关领域的建设成果。他表示，上海师范大学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特色的高水平师范大学，建校72年来，始终坚持“以教育报国为己任、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学科建设为引领”的发展理念。近年来，学校主动融入教育强国建设总体布局，把教育经济学科作为推动经济学和教育学协同发展、服务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支撑力量。这一学科依托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围绕“教育与经济发展”“学科专业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适配”“教育政策评估”等问题展开研究，已经产出了一些有影响成果，初步形成了特色。

面向未来，学校将继续加大对应用经济学科的支持力度，支持教育经济学科加快发展：在科研层面，将深度推进高水平研究平台建设，鼓励团队围绕国家战略性教育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更多有影响力的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将优化教育与经济交叉的课程体系，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政策实践能力的高层次教育治理人才；在开放合作方面，将进一步深化与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及兄弟高校的协同创新，共同构建教育政策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新高地。他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既为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指明方向，也为国家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优化完善贡献真知灼见，共同推动高等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马海涛教授代表主办方发表致辞。他强调，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作为本次研讨会的联合主办单位，自成立以来已走过40年光辉历程。40年来，研究会始终坚守“推动财政学学科发展、助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服务国家财政政策制定”的初心使命，在学科建设方面，牵头编写了多套国家级规划教材，推动财政学课程体系不断优化；在人才培养方面，搭建了高校师资交流、学生学术实践的重要平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扎根财政领域的专业人才；在学术交流方面，持续举办高水平研讨会、论坛，促进了学界、政界、业界的深度对话，为国家财政体制改革、教育财政政策完善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支撑，已成为我国财政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马海涛站在国家宏观治理的高度，进一步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科技创新突破的核心载体，其发展质量与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配置效率密切相关。面向2035年，高等教育财政政策面临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破解“钱从哪里来”的结构性难题，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体系，既要稳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又要激发社会资本参与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拓宽经费筹措渠道；另一方面更要解决“钱怎么花”的绩效难题，建立科学的财政投入绩效评价体系，推动资金适应我国学龄人口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不断向基础学科、前沿技术、拔尖人才培养等关键领域倾斜，避免资源浪费和低效使用。他呼吁学界持续深化对财政体制改革与教育现代化关系的研究，聚焦财政投入、经费管理、绩效评价等核心议题，产出更多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可行性的研究成果，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政策保障。

主旨报告的第一阶段由中央财经大学白彦锋教授主持。教育部研究生司一级巡视员唐继卫、东北财经大学原校长吕炜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分别做了主旨演讲。

教育部研究生司一级巡视员唐继卫作了题为《完善投入机制，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主旨报告。他详细阐述了我国关于教育投入改革发展过程，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这一机制并非简单的资金叠加，而是各主体协同发力、精准赋能的系统工程。

在投入结构优化方面，唐继卫巡视员提出，中央财政要发挥“压舱石”作用，持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整体投入，特别是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重点项目资助等方式，加大对研究生教育和基础学科的倾斜力度；地方政府要落实属地责任，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合理安排财政配套资金，形成中央与地方协同投入的良性互动；同时要通过税收优惠、捐赠激励、政府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投入，构建“财政引导、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投入格局。

在资金使用效率提升方面，他强调要通过制度创新确保教育经费的稳定增长与高效利用。例如，赋予高校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简化审批流程，让高校能够根据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灵活配置资源；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经费分配机制，将科研创新成果、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贡献等纳入评价指标，实现“绩优者多得”；针对研究生教育，重点支持交叉学科、前沿领域的研究生培养项目，建立基础学科长期稳定投入机制，避免短期化、功利化投入倾向，为基础研究储备后备力量。

东北财经大学原校长吕炜教授带来了题为《央地财政框架下关于高等教育财政事权的思考》的精彩演讲。他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深入剖析了高等教育事权划分的重要性，并指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外部性与财政责任错位的结构性矛盾。

吕炜教授指出，高等教育的公共属性和战略属性正持续增强，使其不再是单一的教育部门内部事务，而是深度嵌入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协调发展和人才强国战略的跨层级治理议题。然而，现行的“地方主供给”模式与高等教育日益扩大的外部性不相匹配。数据显示，我国1242所普通本科院校中，地方高校占比高达90.8%，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高等教育支出责任。这种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不匹配，在地方财政收支缺口持续扩大、土地出让收入下滑的背景下，导致地方高校，特别是原部属下放高校，面临着严峻的发展约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中央战略布局”与“地方财政承载”之间的巨大张力。

为破解这一困境，吕炜教授提出了构建中央—地方事权财权协同治理体系的构想。一是重构事权边界，实现“中央主战略、地方主基础”的分工格局。中央应加大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高等教育事务的投入与统筹，如基础学科建设、跨区域优质资源共享等；地方则聚焦于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二是匹配财权结构，建立“共同承担、分档负责”的财政责任体系。中央财政应设立专项转移支付，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地方高校的倾斜力度，并根据高校类型、学科属性和服务范围，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三是构建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激励机制，将专项资金分配与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贡献挂钩，从“项目驱动”转向“绩效驱动”，提升财政资金的整体效能。

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作了题为《“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的定位和关键任务》的报告。他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深刻阐释了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已成为国家利益和目标的中心。

蒋传海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高等教育必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他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定位是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支撑。

围绕这一定位，蒋传海部署了七大关键任务。第一，加快建设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二，强化高等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第三，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第四，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第五，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第六，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第七，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

主旨报告的第二阶段由上海市教委高教处原处长、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与教育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束金龙教授主持，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桑标、西南财经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马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郭庆旺教授分别做了主旨报告。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桑标发表了题为《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发展》的演讲。他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50%，正式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呈现出学生需求多元化、高校类型多样化、教育功能综合化的新特征。学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术型发展路径，对应用型、职业型、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日益增长；高校群体逐渐分化，研究型、应用型、职业型高校并存，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定位和服务对象更加清晰；高等教育的功能也从单纯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延伸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多个维度。

面对这些新特征，高等教育面临着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双重挑战。在结构优化方面，桑标提出要避免高校同质化竞争，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找准自身定位，形成特色发展优势。例如，地方本科高校要立足区域需求，重点发展应用型学科专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本土化人才；行业高校要对接行业发展趋势，强化行业特色学科建设，成为行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核心基地。在质量提升方面，要建立多元立体的质量评价体系，打破“唯分数、唯论文、唯帽子”的单一评价导向，将学生综合素质、社会满意度、服务贡献度等纳入评价指标，引导高校回归育人本源。

此外，他强调利用教育大数据赋能决策是实现高等教育差异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构建教育大数据平台，整合高校招生、教学、科研、就业等多维度数据，能够精准识别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需求、优势短板，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学习轨迹、兴趣特长、就业方向，能够实现个性化教学指导，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让教育资源配置更加精准高效。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原党委副书记马骁作了题为《关于高等教育发展与财政投入策略的断想》的报告。马骁教授认为，面向2035年，高等教育财政政策需紧扣 “提质扩容” 核心任务，将 “提质” 作为根本，抑制盲目扩张冲动，以满足民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财政支持应遵循 “保优质、保基本” 原则，建立基于科学评估的差异化生均拨款动态优化机制。他建议，一要完善投入机制，综合考量成本、需求与绩效，确保财政投入持续增长；二要设立国家战略急需人才培养引导基金，精准支持有潜力的高校及科研单位；三要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格局，明确高校办学主体责任，深化成本分担与资源共享改革；四要大力支持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五要强化财政资金全流程监管与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能，最终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与国家战略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庆旺带来了题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与财政投入》的报告。郭庆旺教授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与财政体制，深入阐述了 “中国特色” 在高等教育财政领域的具体体现，强调要探索一条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契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高等教育财政支持道路。郭庆旺教授指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财政的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公益性导向，我国高等教育以公立高校为主体，财政投入始终把保障教育的公益性放在首位，确保高校不偏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二是服务国家战略全局，财政投入始终围绕国家发展大局，主动对接教育强国、科技自立自强、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向关键领域、重点地区倾斜；三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在保障教育公平和稳定支持的前提下，通过绩效评价、竞争性分配等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激发高校办学活力。

在具体实践路径上，他提出，首先要坚持财政投入的主体地位，稳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同时根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动态调整投入规模和结构，确保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其次要探索符合国情的多元投入模式，鼓励国有资本、社会组织等参与高等教育办学，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格局，同时加强对民办高校的财政支持和规范管理，促进公办、民办高校协调发展；最后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投入管理体系，建立权责清晰、统筹协调、公开透明的经费管理机制，强化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高效利用，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既关注学术产出，也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贡献，让财政投入真正服务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

主旨报告的第三阶段由商学院院长刘江会教授主持，浙江财经大学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李永友和上海财经大学财税投资学院院长范子英分别做了主旨报告。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李永友作了题为《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几点思考》的报告。他聚焦当前备受关注的地方债问题，从宏观经济与财政安全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地方财政困难的本质，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保障地方教育财政的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李永友教授首先提出了四个核心问题，引发全场思考：地方财政困难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是流动性不足还是资不抵债？是局部现象还是全局现象？是某一级财政困难还是各级财政都困难？通过数据分析和逻辑推演，他指出，当前地方财政困难兼具短期流动性压力和长期结构性矛盾的特征，部分地区存在流动性不足问题，但整体尚未出现系统性资不抵债风险；从范围上看，地方财政困难呈现局部集中与全局承压并存的特点，中西部地区、财政实力较弱的市县压力更为突出，且省级、市级、县级财政均不同程度面临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化解存量债务、遏制增量债务的四大政策方向。一是分类施策化解存量债务，对公益性项目形成的债务，可通过债务置换、延长还款期限、降低利率等方式减轻偿债压力；对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债务，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重组，通过项目收益偿还债务；对违规举债形成的债务，要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处置。二是建立刚性约束遏制增量债务，严格落实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限额管理制，严禁地方政府通过隐性渠道违规举债；同时优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弱化GDP导向，强化财政可持续性、永乐高ylg888888质量等指标的考核权重。三是增强地方财政自主造血能力，通过培育地方特色产业、优化营商环境、盘活国有资产等方式，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从根本上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对财政困难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提高地方财政的可支配能力。四是保障教育财政投入的稳定性，在化解地方债务过程中，要明确教育财政投入的优先序，严禁通过削减教育经费、延迟拨付教育资金等方式缓解债务压力；建立教育财政投入长效保障机制，将教育经费增长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刚性约束，确保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稳定增长。

上海财经大学财税投资学院院长范子英作了题为《财政转移支付与教育均等化》的压轴报告。范子英教授基于大量实证研究数据，深入探讨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促进区域教育均等化中的核心作用、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他指出，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呈现 “两头重、中间轻” 的结构特征，即重点投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但区域间差异巨大。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投入已达6.9万亿元，但支出责任高度下移，地方承担了96%的支出，而中央补助仅占10%左右。这种“责任在地方、资金也在地方”的格局，在转移支付分配机制不够科学的情况下，加剧了区域间的教育不平等。例如，“营养改善计划”等专项转移支付的标准长期固化，未能与物价水平和地方实际需求挂钩；同时，转移支付与人口流动的“空间错配”问题突出，大量资金沉淀在人口流出地，而人口流入地的教育资源却严重紧张。

为进一步提升财政转移支付促进教育均等化的效能，范子英教授提出了三大优化路径。一是重构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责任框架，将人口流动、受益范围、代际分配等因素纳入支出责任的范畴，推进教育事权在政府间的结构性划分。二是建立科学、动态的转移支付分配公式。应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在校生规模（特别是随迁子女数量）、办学成本等多重因素，实现从“基数法”向“因素法”的根本转变，确保资金精准流向最需要的地区和学校。三是推动“钱随人走”的支付机制改革。他强调，应按照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来核算和分配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构建适应人口流动的永乐高ylg888888供给模式，高等教育投入需要兼顾公益性和受益性的平衡，推进受教育地和生源地、财政支持和教育收费之间的合理调整。这不仅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

本次研讨会气氛热烈，与会专家学者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围绕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顶层设计、投入机制、区域均衡、债务化解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为面向2035年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支撑和决策参考。当天下午，与会专家前往上海师范大学相关科研平台、实训基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进一步交流了高等教育与财政政策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

（供稿、摄影：商学院）